腾讯守护成长的限制名单里却没有LOL和王者荣耀

在政策再次转向对未成年人玩游戏极度关注之下，腾讯于2017年2月16日推出了一个全新域名()， 命名为“腾讯成长守护平台”。作用直指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长和消费问题，帮助家长监控孩子“何时开始玩游戏”、“玩了多久”、“有没有进行充值”和“充值了多少”这四个核心行为，并提供“一键禁止”和“时长设置”功能。从时间维度来看，此举应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防沉迷系统形式化”后主动做出的最锐利的一把剑。

配合平台推出的名为“腾讯高级副总裁马晓轶的一封信”的新闻稿里，马晓轶称“游戏也拥有着不同于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独特亲切感”，并以“一些孩子因为《王者荣耀》而特别喜欢李白”举例。但在腾讯守护成长平台的功能支持游戏中并未包含《王者荣耀》，也没有《英雄联盟》。

2016年12月，腾讯正式宣布《王者荣耀》的日活已达到5000万，是LOL月活的一半。而刚刚结束的农历春节中，其日活峰值已经达到了8000万。涌入《王者荣耀》的这批用户，大部分来源就是一二三线城市的中小学生。根据腾讯浏览指数发布的《王者荣耀》用户年龄分布，11-20岁的用户占《王者荣耀》将近60%，在此之后随着年龄段增长，每个年龄段用户数成倍数下降。

同一个表中，腾讯另一款王牌游戏《英雄联盟》的11-20岁用户也占据超过40%。从人口红利上看，《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是如今移动端和PC端开发人口红利最彻底的两个代表游戏。其60%(《王者荣耀》)和40%(《英雄联盟》)几乎相当于其余单款游戏的总用户数量。换句话说，这两款游戏的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基本覆盖了中国游戏可以开发出来的人口红利中未成年的占比。

未成年人占比高，并不意味着该游戏会带来“需要使用家长严格监护控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结果，相反，诸如《我的世界》这种基本全玩家覆盖低龄层的游戏还带来了良好的教育协助效果，其中也包括马晓轶先生所说的“《王者荣耀》的李白”。

但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近年来接连爆发未成年人的“充值”和“沉迷”问题。

截止2005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了1.11亿，家庭电脑也基本正式普及。从这个时候开始，未成年人的网络问题，尤其是游戏问题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讨论话题。

2007年7月6日，国家正式投入使用“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来控制未成年人游戏的时间。“游戏时间超过3小时收益减半”、“超过5小时收益为0”，防沉迷系统的这种软性控制在某一段时间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时间增长，“未成年人的身份认证实名虚假化”带来的连锁反应，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禁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举措都变成了形同虚设。

这种形同虚设是形式主义下的延续，在往后的时间里没有针对它进行过任何改善。在游戏行业上游的人仍然在关注“未成年人沉迷游戏”，他们用“毒品化”、“新闻批判”、“电击拯救”等多个方式或放大或强制，试图用禁足把“未成年人”和“游戏”隔离开。

但即使是“禁足”，也并没有坚持下去。藏着掖着，让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关于“游戏”在认识上的矛盾激化。父母对游戏的概念意识被放大和强制的行为覆盖，成为被希望的“制裁执行者”，另一方面，孩子一边被禁止玩游戏一边又能玩到游戏本身就是形式主义下的自相矛盾。进而，“引导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最后演变成了“社会问题”。显然，这种藏着掖着的态度依然强调形式主义，给中国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概率也依然很大。

而大量的家长也仍然没有想象中靠谱。接连爆发的消费问题中，家长将未成年人玩游戏消费的问题归结于游戏厂商：你提供了消费渠道，我的孩子没经过我同意花了我卡里的钱，你作为提供服务的人就必须承担责任，赔偿我。但实际上，面向大众提供消费的游戏厂商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做，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未成年人的操作上，而如何实现操作，理论上应该是由其父母引导教育的。

但这种父母的赔偿要求，在部分法院得到了认可，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父母的这种要求并不是为了保护孩子的权利，而是为了追偿而追偿，从而营造出一种“游戏是骗子”的假象，在获得大量家长的支持的同时，继续恶化。

腾讯推出“成长守护平台”，官方意义上是和政府联合推出的。从另一种层面来讲，也反映了政府承认已造成“大量父母在游戏方面对孩子引导和教育的无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在言传身教之中进行，这种生来就有的亲密关系是培养孩子未来认知的最关键一步，最后反而需要借助外力来帮助父母限制、禁止孩子游戏时间和消费问题。而这种由游戏制造者提供的“外力”本来就不能在严格意义上成为父母监护的完全依仗。

2017年1月，国家网信办起草了一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就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一事再次进行了限制，凌晨0点至8点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来讲，这项规定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仍然可以用“身份认证的虚假化”进行躲避。而家长们所盼望的这种关爱政策，也只不过是满足了表面上的自我安慰。

美国游戏产业人士曾说：“没人喜欢给自己主动套上镣铐，但我们不先做点什么，政府就有足够的理由来管。”因为可能会涵盖、、色情等因素，游戏行业本身极度需要约束规则，这一点是全球游戏行业的共识。如何监管则成了中国与许多海外和部分地区的不同点。

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游戏产业在《真人快打》系列推出之后正式进入了政府监管的时代，也就是常说的“游戏分级”制度。美国采用的ESRB分级制度目前已经执行了23年，分为幼儿、所有人、10岁以上、青少年、、限定6个级别。代表这6个级别以及其下的30种分类描述，用一个个简单明了的字母为游戏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保证。

但在中国，游戏依然依赖以官方为审查制度的方式，以至于曾在2004年计划推出的游戏分级制度最终难产。而官方的审查制度虽然杜绝了大量非法及不良信息的外来和内现，但是却对于中国境内的受众，尤其是未成年受众带来了大量负面影响，没有明确标识的游戏全部涌向了全年龄层的受众。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拥有了一项优秀的分级制度，仍然会有“关不住的鸟儿”。这还是回到了中国固有的教育问题。另外需要提出的是，在中国尤其是三线城市以下的父母根本无从接收到对游戏的意识形态变化的概念，这本身也是更大层面的引导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成年人游戏限制”很像是“两不管”，政府没有明确的引导标识，父母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平台的出现都无法真正意义上做到“关爱”，靠他们限制未成年人网络问题不过是一场幻象。